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22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3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4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27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3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4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