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党籍碑的第二个碑文一共有多少人，有说一百一十九人，又说一百二十人，但是徽宗诏旨中说是一百二十人，相关的名单却只有一百一十九人，有名单列明一百二十人，名单中的名字却没有其它史料佐证，下面是一些考证，结论是一百二十人，所差一人是元佑党人张商英，因为徽宗有旨专门为他定性，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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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宋史纪事本末》为百十九人，《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也说百九人。但是，《宋史·徽宗本纪》、李埴《皇宋十朝纲要》都说是一百二十人，现统一说法第一批入元佑党籍碑为一百二十人。根据徽宗本纪，徽宗于重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庚子，以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
（注二）徽宗本纪（二）中所说的一百二十人和名单所列的一百一十九人所差一人，定为张商英，因为崇宁二年，张商英列入元祐党人。根据《宋史》崇宁二年“八月戊申，张商英罢。辛酉，诏张商英入元祐党籍。”这里明确说徽宗亲诏将张商英入册元佑党籍。而第一个元祐党人籍碑120人专门网罗的是元祐党人，故张商英在劫难逃。同时，下诏立碑和下诏定张商英为元佑党人只有不到一年时间，碑文加入他一个名字应该来得及。还有，为了保证诏书的正确，在原来一百一十九人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张商英很有必要，何况这个人还是徽宗亲自下诏厘定的元佑党人。
（注三）《宋史紀事本末/卷49》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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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宋史纪事本末》为百十九人，《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也说百九人。但是，《宋史·徽宗本纪》、李埴《皇宋十朝纲要》都说是一百二十人，现统一说法第一批入元佑党籍碑为一百二十人。根据徽宗本纪，徽宗于重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庚子，以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
（注二）徽宗本纪（二）中所说的一百二十人和名单所列的一百一十九人所差一人，定为张商英，因为崇宁二年，张商英列入元祐党人。根据《宋史》崇宁二年“八月戊申，张商英罢。辛酉，诏张商英入元祐党籍。”这里明确说徽宗亲诏将张商英入册元佑党籍。而第一个元祐党人籍碑120人专门网罗的是元祐党人，故张商英在劫难逃。同时，下诏立碑和下诏定张商英为元佑党人只有不到一年时间，碑文加入他一个名字应该来得及。还有，为了保证诏书的正确，在原来一百一十九人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张商英很有必要，何况这个人还是徽宗亲自下诏厘定的元佑党人。
（注三）《宋史紀事本末/卷49》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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