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
大多数外地寡妇对家庭财产权、子女冠姓权、丈夫的忠贞都并不在意，她们唯独普遍的要求就是要确保自己外出工作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愿让渡给夫家的，因为这正是她们来许县的目的。还有一些寡妇则要求确保丈夫不得殴打自己，这一看就知道前夫大概是打过她的。
这些条款，大多都是在新开设的婚介所内商议的，媒婆转介的婚介人坐在长桌横处，相亲的双方彼此隔着长桌坐着，彼此望着，听婚介人解释着条款的含义，明确一些必要的共识，譬如倘若双方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和残缺，便要事先说明，并且按下手印。如果有意隐瞒，要约定彼此罚金多少。也要对双方的债务和积蓄进行明确，在析产时不会牵扯到声明以外的财产。婚书是一本很厚的册子，用纸相当不少，而且一式两份，如果不是许县有林场可以造纸，恐怕光写婚书，纸都要不够用了。
本地的寡妇就要沉着得多了，她们的要求也非常繁多，比较普遍的三权是财产权、工作权和人身权，即有自行决定工作的权力，自由处分本人所得的权力，婚内不受人身侵害的权力——财产权上，多数是约定了双方各按收入比例支付一定的生活费，通常比例是相同的，但数额男方会出得较多一些，如一月收入是一千文，愿支出五百，而女方由于刚回家落脚的缘故，还没有考过扫盲班，那么一个月只有六百文，便支出三百，作为家□□同的花销，这部分开销也言明了由女方来掌管。
这样的变化，如果没有之前席卷许县的分家潮，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在分家大潮以前，不论男女的收入都要上缴，之后再由亲长往下分配。但由于买活军政审分的制度，他们治下并不存在什么大家，只有大族——已分家了，但还认可彼此间的亲戚关系，许多紧密的大家庭主动转化为松散的宗族，以此来规避政审风险。就算很多家庭分家以前想的是做做样子，但一旦分家分炊，或是各自别居，大家长便会发觉，自己很快地失掉了对子女们的掌控力，更不说财权了。
本地寡妇们的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分家的速度，临城县到了年限却没有娶亲的单身汉是很多的，至少总比这几百个寡妇要多得多。当然每个人能拿出来争取媳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长得周正，有些人会办事儿，有些人收入高，但不管怎么说，倘若不能满足财权的要求，那连加入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固然还有外地的寡妇可以去找一找，但人往高处走，外地的想找本地的，本地的难道就不想找本地的了吗？
因此，哪怕是为了孩子的婚事着想，这些单身汉也纷纷开始分家另过了，许县的房地产市场去年是格外兴旺的，很多人家在改建老屋，或者购置新房，人们对婚房的要求也比以前高了，如果是从前，老屋里能有一间属于小夫妻的房子，就足够让人满足了。但现在，县里一些有实力的人家已经开始追求水泥房，或是独门独户的小院，或者更进一步，独门独户的水泥小院了。
除了这普遍的三权之外，本地的寡妇还有许多个性化的要求，譬如有些寡妇带回了自己的儿女，她要在婚书中体现出这些已存在的儿女对她财产的继承权，有些寡妇则由于本家血脉的凋零，要求在冠姓权上做出约定，有几个孩子要跟她的姓，有些本地寡妇则要求男方给付高额的彩礼作为她的婚前财产，即便离婚了也不能索要。
这些要求完全因人而异，对女性的婚配价值的影响究竟也有大有小。而且能不能接受是完全看男方自己的，旁人完全无法预测。就譬如说小耳朵，嘴是最硬的一个人，成亲最快的也是他，去年六月里，受亲朋所托，从建溪带回的刘家女儿，九月两人就成亲了，约定了所生的孩子一半跟女方姓——或者由女方来决定，因为女方家兄弟少，迄今没有第三代，丈母娘便决定变通一番，从女儿身上来延续姓氏，而且思路受到启发之后，她也决定把自己的姓氏安一个在孙辈头上，因她的娘家遇上发洪水，几乎都死绝了。
由于刘家不要彩礼，而且言明了愿意给女儿一处房产，刘家女儿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门婚事要告吹，因为小耳朵收入很高，在外地寡妇眼中是很吃香的，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旧式的太太。但小耳朵不但答应了下来，而且也在婚书中约定了他的那一半孩子有一个要跟奶奶姓——他父亲家里穷，母亲家里还过得去，多年来屡受舅氏接济，连贩私盐的路子都是舅舅介绍的，既然答应了刘家，那么他母亲便也觉得不能吃了亏。
如此一来，他们如果生了四个孩子，便将是四个姓氏，这不太像是孩子，反而更像是几个人合股做生意，股份的体现——听说谢六姐便是这么评价的，随后她又说了一句话，“更接近于如今婚姻的本质，满好。”
因为有这一句话，小耳朵便俨然可以抬头挺胸了，不太有人敢公然地对他发表侮辱性的言论。但这依旧是让许多人很吃惊的一桩婚事，私下惹来了许多议论，算是极为特殊的例子，私盐贩子中更多人还是娶的外地寡妇，或是以较优惠的条件娶了本地寡妇，他们收入高，多数都置办了水泥房，条件在本地是相当优越的。足以能养得起媳妇不外出工作，保证工作权其实已是极大的让步了。——而在这桩婚事之后，新式婚书在许县便俨然地铺陈了开来，现在哪怕是刚上过扫盲班的农户，在给自家接回来的寡妇女儿找女婿时，也要找个空儿，来城里请教一下介绍人，把婚书的条款弄得明白点，身边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因为买活军强行规定，婚书是不允许抹杀离婚权的，也就是说，如果女儿本人不情愿，那么她出嫁后也可以自行离婚，并且来城里工作——总之，如果女儿不情愿的话，也是不成的，因为她们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养活自己了，忽然间她们的意愿也就变得重要了起来。
吴老八作为私盐贩子中的佼佼者，眼光是要比旁人更高一些的，他和旁人不同，早年就有成亲的机会，只是因为自己眼光高的关系，耽误了下来。说起来他今年不过是24，只是因为消息灵通，买活军拿下许县时虚报了两岁，算是可以成亲。
这半年一年来，家里也没少给他说亲，只吴老八在外实在繁忙，而且现在不比以前了，不是说父母去谈条件——以前的条件无非就是彩礼，也是由父母做主支出的，和新郎本人关系不大，但现在的婚书不是本人去完全无法谈，每个的要求都不同，不是本人谁也不敢包办，就事儿没成，反而怕惹来了各路的埋怨，自己也不占理。光是许县去年就不下百余起父母意图包办惹来的纠纷，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买活军的吏目应付这些纠纷的口吻。
“好大的胆子，你买活了么？没有买活，你不就是六姐的奴才？一个包身的奴才，还敢给别的奴才做主？哪怕是你肚子里爬出来的，那也是六姐的家生子，什么时候听说奴才能做家生子的主了？”
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哪怕是农户也很明白，只要是签了卖身的死契，那么在求得主家开恩之前，他们的一切便都不属于自己，自然也包括了生下的孩子。家生的丫鬟被拉去配小子时，主人也不会问过父母的意见。父母更是没有去央求的身份在，固然也有慈悲的主人，但权利依旧牢牢地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天公地道的道理。
“六姐开开恩，给你们多留了一些粮食，倒是抖起来了！买活钱还了吗？没还你就仍是六姐的奴才！六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六姐让各个奴才们自行婚配，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敢驳六姐的嘴？皮痒！是要把你们家的粮食全都收走了，叫你做回从前的包身工，我看你才舒服。”
大多数家长在这一步已是无从反驳，灰溜溜地回到家中去，而不愿从命的寡妇们，有些也立刻就在别的县府里被安排了新的工作，连夜就搬走了，离开了家人后续的干涉。买活军要求女性23岁才能结婚——现在的百姓，孩子从五岁起便要帮着家里干活，十岁以后就有被送到店铺里去当学徒的，十三四岁便被视作是大半个工了，23岁，对百姓家的女孩子来说，便相当于参与了十三年左右的劳动，由于现在满23岁的单身女性多数都是寡妇，她们在为人处事上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被人诓骗的几率较低，23岁差不多就是能完全为自己做主的年纪了。
当然，这个道理对男性也是适用的，25岁的男儿郎，也会对自己想和什么样的女性共组家庭有了大致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注定是十岁、十五岁、二十岁的男人不可能清晰的。吴老八越了解买活军的种种政策，便越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他这样对黄大人和王老爷解释，“婚龄限制是婚姻自主的基础，这两者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单拎出来，否则压根就没有所谓的婚姻自主。”
至于晚婚带来的人口繁衍效率低下的问题，吴老八居然也不是没想过，他是这么看待的，“但如今要来我们这里做活的人很多，如今烦恼的该是怎么尽量地多养活一些活不下去的孩子，因为普天之下这样的孩子是很多的，而不是怎么生养出更多的孩子来。”
这句话让黄大人几乎是肃然起敬，他发觉吴老八的心胸和眼界确然是大大地打开了，而原本还有些接受不了的王老爷也无话可说了，低声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善，大善。”
吴老八虽然谈吐上进步了不少，但还是听不懂这有些复杂，还带着诸暨口音的话，他也没有深究，而是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难题。
“今日所见的这个周小娘子，便是我在诸暨搭救出来的，她的情况，特殊也不特殊，家中曾是小织户，有些积攒，也收容了不少工人，不幸丈夫去世，但家里还有公婆，又需要一个人来打理织场，便留住了她没有别嫁，新寡的这两年，本来倒也相安无事，但前年、去年的年景都很不好，族里日子过不下去的人逐渐多了，她们孤儿寡母守着的那份小小的家业，便惹来了几房堂亲的觊觎……”
大多数外地寡妇对家庭财产权、子女冠姓权、丈夫的忠贞都并不在意，她们唯独普遍的要求就是要确保自己外出工作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愿让渡给夫家的，因为这正是她们来许县的目的。还有一些寡妇则要求确保丈夫不得殴打自己，这一看就知道前夫大概是打过她的。
这些条款，大多都是在新开设的婚介所内商议的，媒婆转介的婚介人坐在长桌横处，相亲的双方彼此隔着长桌坐着，彼此望着，听婚介人解释着条款的含义，明确一些必要的共识，譬如倘若双方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和残缺，便要事先说明，并且按下手印。如果有意隐瞒，要约定彼此罚金多少。也要对双方的债务和积蓄进行明确，在析产时不会牵扯到声明以外的财产。婚书是一本很厚的册子，用纸相当不少，而且一式两份，如果不是许县有林场可以造纸，恐怕光写婚书，纸都要不够用了。
本地的寡妇就要沉着得多了，她们的要求也非常繁多，比较普遍的三权是财产权、工作权和人身权，即有自行决定工作的权力，自由处分本人所得的权力，婚内不受人身侵害的权力——财产权上，多数是约定了双方各按收入比例支付一定的生活费，通常比例是相同的，但数额男方会出得较多一些，如一月收入是一千文，愿支出五百，而女方由于刚回家落脚的缘故，还没有考过扫盲班，那么一个月只有六百文，便支出三百，作为家□□同的花销，这部分开销也言明了由女方来掌管。
这样的变化，如果没有之前席卷许县的分家潮，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在分家大潮以前，不论男女的收入都要上缴，之后再由亲长往下分配。但由于买活军政审分的制度，他们治下并不存在什么大家，只有大族——已分家了，但还认可彼此间的亲戚关系，许多紧密的大家庭主动转化为松散的宗族，以此来规避政审风险。就算很多家庭分家以前想的是做做样子，但一旦分家分炊，或是各自别居，大家长便会发觉，自己很快地失掉了对子女们的掌控力，更不说财权了。
本地寡妇们的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分家的速度，临城县到了年限却没有娶亲的单身汉是很多的，至少总比这几百个寡妇要多得多。当然每个人能拿出来争取媳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长得周正，有些人会办事儿，有些人收入高，但不管怎么说，倘若不能满足财权的要求，那连加入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固然还有外地的寡妇可以去找一找，但人往高处走，外地的想找本地的，本地的难道就不想找本地的了吗？
因此，哪怕是为了孩子的婚事着想，这些单身汉也纷纷开始分家另过了，许县的房地产市场去年是格外兴旺的，很多人家在改建老屋，或者购置新房，人们对婚房的要求也比以前高了，如果是从前，老屋里能有一间属于小夫妻的房子，就足够让人满足了。但现在，县里一些有实力的人家已经开始追求水泥房，或是独门独户的小院，或者更进一步，独门独户的水泥小院了。
除了这普遍的三权之外，本地的寡妇还有许多个性化的要求，譬如有些寡妇带回了自己的儿女，她要在婚书中体现出这些已存在的儿女对她财产的继承权，有些寡妇则由于本家血脉的凋零，要求在冠姓权上做出约定，有几个孩子要跟她的姓，有些本地寡妇则要求男方给付高额的彩礼作为她的婚前财产，即便离婚了也不能索要。
这些要求完全因人而异，对女性的婚配价值的影响究竟也有大有小。而且能不能接受是完全看男方自己的，旁人完全无法预测。就譬如说小耳朵，嘴是最硬的一个人，成亲最快的也是他，去年六月里，受亲朋所托，从建溪带回的刘家女儿，九月两人就成亲了，约定了所生的孩子一半跟女方姓——或者由女方来决定，因为女方家兄弟少，迄今没有第三代，丈母娘便决定变通一番，从女儿身上来延续姓氏，而且思路受到启发之后，她也决定把自己的姓氏安一个在孙辈头上，因她的娘家遇上发洪水，几乎都死绝了。
由于刘家不要彩礼，而且言明了愿意给女儿一处房产，刘家女儿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门婚事要告吹，因为小耳朵收入很高，在外地寡妇眼中是很吃香的，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旧式的太太。但小耳朵不但答应了下来，而且也在婚书中约定了他的那一半孩子有一个要跟奶奶姓——他父亲家里穷，母亲家里还过得去，多年来屡受舅氏接济，连贩私盐的路子都是舅舅介绍的，既然答应了刘家，那么他母亲便也觉得不能吃了亏。
如此一来，他们如果生了四个孩子，便将是四个姓氏，这不太像是孩子，反而更像是几个人合股做生意，股份的体现——听说谢六姐便是这么评价的，随后她又说了一句话，“更接近于如今婚姻的本质，满好。”
因为有这一句话，小耳朵便俨然可以抬头挺胸了，不太有人敢公然地对他发表侮辱性的言论。但这依旧是让许多人很吃惊的一桩婚事，私下惹来了许多议论，算是极为特殊的例子，私盐贩子中更多人还是娶的外地寡妇，或是以较优惠的条件娶了本地寡妇，他们收入高，多数都置办了水泥房，条件在本地是相当优越的。足以能养得起媳妇不外出工作，保证工作权其实已是极大的让步了。——而在这桩婚事之后，新式婚书在许县便俨然地铺陈了开来，现在哪怕是刚上过扫盲班的农户，在给自家接回来的寡妇女儿找女婿时，也要找个空儿，来城里请教一下介绍人，把婚书的条款弄得明白点，身边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因为买活军强行规定，婚书是不允许抹杀离婚权的，也就是说，如果女儿本人不情愿，那么她出嫁后也可以自行离婚，并且来城里工作——总之，如果女儿不情愿的话，也是不成的，因为她们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养活自己了，忽然间她们的意愿也就变得重要了起来。
吴老八作为私盐贩子中的佼佼者，眼光是要比旁人更高一些的，他和旁人不同，早年就有成亲的机会，只是因为自己眼光高的关系，耽误了下来。说起来他今年不过是24，只是因为消息灵通，买活军拿下许县时虚报了两岁，算是可以成亲。
这半年一年来，家里也没少给他说亲，只吴老八在外实在繁忙，而且现在不比以前了，不是说父母去谈条件——以前的条件无非就是彩礼，也是由父母做主支出的，和新郎本人关系不大，但现在的婚书不是本人去完全无法谈，每个的要求都不同，不是本人谁也不敢包办，就事儿没成，反而怕惹来了各路的埋怨，自己也不占理。光是许县去年就不下百余起父母意图包办惹来的纠纷，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买活军的吏目应付这些纠纷的口吻。
“好大的胆子，你买活了么？没有买活，你不就是六姐的奴才？一个包身的奴才，还敢给别的奴才做主？哪怕是你肚子里爬出来的，那也是六姐的家生子，什么时候听说奴才能做家生子的主了？”
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哪怕是农户也很明白，只要是签了卖身的死契，那么在求得主家开恩之前，他们的一切便都不属于自己，自然也包括了生下的孩子。家生的丫鬟被拉去配小子时，主人也不会问过父母的意见。父母更是没有去央求的身份在，固然也有慈悲的主人，但权利依旧牢牢地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天公地道的道理。
“六姐开开恩，给你们多留了一些粮食，倒是抖起来了！买活钱还了吗？没还你就仍是六姐的奴才！六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六姐让各个奴才们自行婚配，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敢驳六姐的嘴？皮痒！是要把你们家的粮食全都收走了，叫你做回从前的包身工，我看你才舒服。”
大多数家长在这一步已是无从反驳，灰溜溜地回到家中去，而不愿从命的寡妇们，有些也立刻就在别的县府里被安排了新的工作，连夜就搬走了，离开了家人后续的干涉。买活军要求女性23岁才能结婚——现在的百姓，孩子从五岁起便要帮着家里干活，十岁以后就有被送到店铺里去当学徒的，十三四岁便被视作是大半个工了，23岁，对百姓家的女孩子来说，便相当于参与了十三年左右的劳动，由于现在满23岁的单身女性多数都是寡妇，她们在为人处事上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被人诓骗的几率较低，23岁差不多就是能完全为自己做主的年纪了。
当然，这个道理对男性也是适用的，25岁的男儿郎，也会对自己想和什么样的女性共组家庭有了大致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注定是十岁、十五岁、二十岁的男人不可能清晰的。吴老八越了解买活军的种种政策，便越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他这样对黄大人和王老爷解释，“婚龄限制是婚姻自主的基础，这两者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单拎出来，否则压根就没有所谓的婚姻自主。”
至于晚婚带来的人口繁衍效率低下的问题，吴老八居然也不是没想过，他是这么看待的，“但如今要来我们这里做活的人很多，如今烦恼的该是怎么尽量地多养活一些活不下去的孩子，因为普天之下这样的孩子是很多的，而不是怎么生养出更多的孩子来。”
这句话让黄大人几乎是肃然起敬，他发觉吴老八的心胸和眼界确然是大大地打开了，而原本还有些接受不了的王老爷也无话可说了，低声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善，大善。”
吴老八虽然谈吐上进步了不少，但还是听不懂这有些复杂，还带着诸暨口音的话，他也没有深究，而是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难题。
“今日所见的这个周小娘子，便是我在诸暨搭救出来的，她的情况，特殊也不特殊，家中曾是小织户，有些积攒，也收容了不少工人，不幸丈夫去世，但家里还有公婆，又需要一个人来打理织场，便留住了她没有别嫁，新寡的这两年，本来倒也相安无事，但前年、去年的年景都很不好，族里日子过不下去的人逐渐多了，她们孤儿寡母守着的那份小小的家业，便惹来了几房堂亲的觊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