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一个很好的政策, 很可能会收到意料之外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往往是隐性的,没有发酵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不会轻易地显示出来。比如说, 在体力工人,尤其是流动性很强的建筑工、修路工群体里,非婚关系的普遍性, 相信如果我们没有实地调研的话也很难完全认识到。”

    谢双瑶当然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跑下去,她和随扈之间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她想自己逛逛,一个人都不带, 但随扈要抓她去跑行程, 倒也不是担心她的安全, 但是一般来讲,领导身边的人都倾向于消灭领导孤身外出的喜好, 谢双瑶也能体谅他们的紧张, 所以跑个一会儿, 享受这种刺激的追逃感之后她就停了下来,小吴也没怎么责怪她, 只坚持说,“至少要带两个人——我们可以装成你的工友!”

    “唉, 你不行, 你这个气质太不像工友了,一看就是吏目!而且绝对是管财务管人事的, 不然都对不起你那高高在上的劲!”

    小吴便气得立刻拿出一块红布来包头——做活的人, 包头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常见了, 因为布便宜了, 而且泥点子溅在布上总比溅在头上好些。谢双瑶不禁哈哈大笑, “你真的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

    两个人讨价还价一会,最终谢双瑶还是让步,接受小吴以亲戚的身份走在她身边,其余几个随从散在人群中不远不近的跟着,两人一边谈谈在榕城发现的问题,“其实刚刚那个阿霞就考虑得很清楚,这种非婚关系要消灭起来成本太高了,尤其是对于建筑队的负责人来说,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直接不雇佣女工,完全消减男工的欲.望。因为男工的力气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他们也能通过学习去习得手艺,女工在这一行没有什么不可取代的优势,而且现有的女性劳动力,能负荷得起工地劳作的毕竟是少数。”

    “这不就是你说的社会分工吗。”小吴说,“女性更倾向于体力要求低,技巧要求高的活计,比如说绣娘、纺织这种,咱们的规划中也比较鼓励女性去做财务、工程师,都是对体力要求更低一点,对脑力要求高。”

    “这不矛盾,按天生特性去进行工作分配,不妨碍你要去解决这些从事体力活的女性的问题。否则男性永远比女性就业优势大,毕竟不用生孩子、奶孩子,力气大,而且手也不见得就不巧了。”

    谢双瑶说,“我记得我说过的,这种优势哪怕只有一点点,带来的也是很大的区别——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当体力劳动的供给者只有50,而技巧劳动的供给者却只有100的时候,体力劳动的价格就一定会上涨。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不会显现出来,因为本身男女人数就不平均,体力劳动的竞争已经很充分了,技巧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供给者却还很奇缺,所以这时候任何一个劳动者,不分男女,只要掌握了技巧和知识,都能得到原来没有的机会。”

    “但是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很少有溺婴的事情了,去年几县的男女出生比已经基本接近105:100,算是自然出生比,而且夭折率也相差无几,这也就意味着十五年后,新的劳动者男女比例将趋于正常。到时候现在这批劳动者还正当盛年,竞争如果开始充分,男性的这点优势就会被不断放大,如果我们放任市场在这十几年间自由竞争,那么到时候女性的就业就会感到很受挤压了。”

    “当一些女性劳动者从技巧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想要回归到体力劳动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十几年前,我们没有做好市场初期的培育工作,所以她们在体力劳动里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哪怕是和男性付出了一样的劳力,但却很难收获一样的报酬,因为整个行业的大方向就是不愿雇佣女人,她们的报酬要先扣掉这一部分‘歧视税’。”

    小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掏出录音笔开始录音了,手里的笔记本也在草草地记着一些关键词,这些都是可以写到学习班教材里的一些思考,她在这里把工作做了,就能省去谢双瑶的重复劳动。她说,“如果从那个阿霞讲述的角度来说,的确雇佣女性没有太大的提升,反而可能引来其他的麻烦,尤其是我们的政策还是如此,隐患更大,那建筑队的东家一定是不要女娘的,这似乎也可以理解——倘若没有价钱上的优势,他们凭什么要雇女娘呢?”

    “确实,商人逐利这是天性,就像是非婚关系也是出于天性一样,任何试图违反天性的举动都是事倍功半,很难收到好效果,往往还适得其反。”谢双瑶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只能保证有头有脸的人能管好自己的东西,但保证不了这种本来就比较底层的百姓去管好自己,尤其是这种事还两厢情愿的时候,你去管吧,吃力不讨好,你不管吧,阿霞这样的女工就会受到连累和挤压。”

    “关键在于为什么会有人心甘情愿的去做那种事。”小吴很不理解,“又不是说现在没有活做,吃不起饭了——”

    “第一,从前的苦日子过多了,思想方式一时没转变过来,第二,从前是小范围兼职,染花柳病的可能性不高,低估了健康风险,现在来到外地做事了,还沿袭了原本的老思想,第三,不论你怎么去纠正,去劝导,只要人群大到一定的数量,就总有乱选的人。”

    像小吴这样的姑娘,逃荒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记忆成型时,彬山的日子就逐渐好过起来,她对于‘外头’的劳苦大众还是有很强的隔膜感,在观念上有些‘何不食肉糜’了,她们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在有选择,且自己也不是不能吃苦的情况下,还愿意松开裤腰带去从事有偿的不可言说之事,只为了给自己多增加一点收入——哪怕是多给一勺菜的好处也好。

    谢双瑶虽然没吃过苦,但得益于后世发达的信息,还是比小吴更能描绘这种人的逻辑,而且她会做田野调查,譬如刚才和阿霞的姐妹们聊了聊天,大概的画像就出来了。“不是有个笑话吗,只要是个投票,就没有选项会得零票,哪怕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吃屎’,投票一开你就会发现,样本大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屎都有人愿意吃的。”

    不论如何,不管再怎么不能理解,这种问题也还是要解决的,因为除了十几年后的远景之外,摆在眼前的就是非婚关系带来的疾病传播。尤其是建筑队、修路队都是流动性很强的职业,工友也相对不固定,随便勾勒一个模型:每年冬闲,女娘从家乡去城市打工,在城市中发生非婚关系,回到家乡后,和留守家乡的丈夫则发生了婚内关系,来年冬天她再度外出,去往新的城市和新的工友做活,留在家乡种越冬作物的丈夫则和留在本地的一些女娘发生了非婚关系……

    这么来回几次,关系网很容易就牵成数百个人的大网络,只要有一个人有病,花柳病就这么多点开花地传播开来了,这种病害对社会发展当然有负面影响,任何一种疾病,官府要承担的社会成本都比个人要高。小吴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她很重视阿霞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在纸上写了好久,这才感慨道,“但云县、临县那些地方似乎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乡间民风淳朴,还是另有原因?”

    “那些地方不都在本地做工吗?这个问题肯定是在女工跨地域进入到男工多,平时又相对封闭的行业后开始尖锐化。”谢双瑶随口说,“还有就是要查一查了,是不是真的没有发现,还是说发生了但是并没有上报,都是私下了了,这要搞清楚的。”

    这就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吏治的清明度,是否所有办事员都能按照要求,完全实诚地上报遇到的所有情况。如果云县是真的没这样的事还好,如果有,但却没有报上来,那衙门就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掌控度了,新一波的思想学习也就势在必行,或者基层吏目要迎来一次肃□□气的大动作。

    小吴一边飞快地记录,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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