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父亲去了延边州参军,想好了临走时的结局却没有想到意外之事。父亲从小不听话,这种不听话是执着的。

    1967年父亲的出生就带着不安,一出生就开始生病。那时候在农村,即使是再好的家庭条件也治不了孩子的高烧。野外的庄稼地里,矮矮的新坟垒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家还没有从孩子的去世中苏醒,又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

    五岁那年,村里的小孩子大半都中了招,隔三差五的,就能听见谁家的孩子脑膜炎又死了。父亲就在这时候又发起了高烧,一开始奶奶以为是普通感冒,家里孩子多,大姑才出生,大伯小学刚刚上,也就没理会。等到后来父亲开始不停地说头疼,并且高烧三天不退时,奶奶才想起来,这孩子莫不是脑膜炎吧。

    爷爷被一封电报从粮库叫了回家,看见烧的像碳一样的父亲,爷爷的眼泪都要哭干了。但是再哭有啥用啊,爷爷第一次动用了关系,找了去北京办事的同事,去同仁堂买了五粒安宫丸。就是这小小的五粒药救了父亲一命。等将养了三年之后才去上了小学。

    听我奶说,父亲上学就像把脱缰的野马放走一样,每天兴高采烈地去上学,回来时,衣服总是会染上别的颜色。奶奶当时气不过上去就是一巴掌,结果看见后回家来的大伯也是一个德行,就骂骂咧咧的洗衣服去了。

    又过了两年老姑出生了,父亲也要上初中了。本是青涩的时代,或许是因为独立,让父亲很多时候总是不被爷爷奶奶理解。爷爷大小在粮库也是一个官,那个年头,当官总是不少挣的,而且各方面待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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